“这段时间多派人到京中各府门口转悠，把迎来送往的名单记清楚，要是能探查清楚送了什么、送了多少更好，但不要搞出大动静。”
这次洪涛依旧选择了后发制人，番邦朝贡使节入京自然有礼部接待安排，当皇帝的多问一句都算心虚。但外察是国家大事，当皇帝的少问一句也不正常。
“……奴婢明白了，可是万岁爷，这样一来是不是会引来众怒？”
具体执行者当然是掌控东厂的王安和锦衣卫指挥使王之桢。两个人先后领命，王之桢走了，王安却留了下来，他还有话要讲。
皇帝为什么下如此古怪的命令他心里清楚，这是又要去抓官员们的小辫子了。每次外察的时候，有些京官的府邸会比过年还热闹，从早到晚迎来送往络绎不绝，进出多是外地官员的身影。
不管是到同僚府上看望，还是到同科家里走动，或者找老领导聊聊，肯定不能空着手去。带什么礼物、带多少，就是个大学问了。
按照大明律，外察是由吏部和都察院主持，对所有编制内的非两京任职官员予以工作考核。
结果分成称职、平常、不称职三大类，不称职中又包含了贪、酷、浮躁、不及、老、病、罢、不谨八类。一旦考核结果颁布，不称职的官员要受到致仕、降调、闲住、为民的处分。
外察是洪武朝立下的规矩，也就是朱元璋创立的。不知道是他过于乐观还是天性单纯，或者傻，居然相信官员可以公正评价官员，愣是用体制内查体制内，打算玩一玩左右手互搏。
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，官员的问题不见少，官场里的潜规则倒是一天天完善，等于给权利寻租找了个合理合法的借口，让本来不想贪的官员也有大把机会毫不费力的敛财了。
谁都不是圣人，整天真金白银的在眼前溜达，只要有一个人伸手拿了且没受到严厉处罚，其他官员最终肯定也会伸手。这就是人性，无法避免。
到了万历朝的时候，外察已经不是朝廷对官员的考核了，而是成了朝中各派势力的角斗场。哪一派掌管了外察的话语权，百分百会动用手中权力向敌对派系举起屠刀。
敌对派系的官员，人品越好、官声越高、工作越合格，利国利民的事情做得越多，下场越悲惨。不把这种官员搞下去，岂不是显得咱们大家都特别白痴、特别愚蠢、特别不合格了嘛。
李贽、袁可立当年都是这么被弄得心灰意懒的，包括沈一贯、沈鲤、李廷机、胡桂芳等人，刚入官场的时候同样吃过这种亏。
只是他们的选择不同，前者不愿意委曲求全，宁可放弃手中的权力回家赋闲；后者则善于变通，为了当官掌权改变了初衷，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。
而对于那些没有明显派系立场的官员，外察也起不到选拔贤良的作用。想被评为称职官运亨通不？想把平常变成称职不？想躲开不称职被贬的命运不？
拿银子吧，钱给够了，只要你不是谋反或者说谋反没被抓住，都可以大笔一挥，从祸害地方的贪官污吏，摇身一变成为官场楷模。该高升高升该发财发财，啥也不耽误。
就算皇帝知道了也没辙，毕竟皇帝不可能对成千上万的官员挨个审查，没那么多精力，没那么多人手，也没那么有效的监察手段。
这样一来官员们做官也就容易多了，无需学习新知识，强化自身能力，辛辛苦苦的去做实事，只要把上官伺候舒服，能混个好评语，再想办法多攒点银子，到了关键时刻别囊中羞涩，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升迁了。
在这种大环境下，当官的谁还愿意去为治下百姓考虑呢？爱吃得饱吃不饱、爱有没有地方可住、爱冻死不冻死，爱有没有冤情。
老百姓都舒服了，官员反倒不好做了。管理者希望税收越多越好、百姓恨不得一分钱税也别缴；管理者希望权力越大越好，老百姓则盼望着包青天，立场压根儿就是相反的。
现在好了，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把百姓当人，想欺负就欺负、想收割就收割，只要能把银子弄到手，治下全是要饭的照样算称职。
当然了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具体操作起来还是要有很多套路的。比如忽悠洗脑，毕竟如果治下百姓三天两头揭竿而起落草为寇，把事情闹大了也不好收场。
这种规则好不好呢？王安知道不好，可既然是官场的规矩，就不是谁能说改就改的。二百多年来大明朝廷上上下下的几万名官员，再加上他们的亲朋好友怕是得有百十万了，全都靠着这套规则混吃混喝呢。
这些人里除了官员就是各地士绅，不是有权就是有人要不有钱，都是大明朝的根基。谁想改变规则，谁就是要砸了这些人的饭碗。
这可不是推恩令、赈灾新法能比的，甚至连开海和新政都不算啥。那真是要不死不休的，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幸免。
“……”皇帝没有说话，用手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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