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大海告别查理太太，拉着孙卫红，和查理一起坐上了从饭店租来的汽车。
可怜的孙卫红，这时还是迷迷糊糊的。侄子居然用短短两个月，就给自己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
这可是二十多万美元呀，孙卫红就是金融专业的，她知道人民币兑美元在不断贬值，现在的官方牌价，一美元大概兑换二元人民币。
一个正常的国家干部，每月收入是五十元，一年六百元。他需要工作九百年，才能挣到五十四万元人民币，也就是二十七万美元。
在汽车上，孙卫红自动陷入解题模式。孙大海也不去管她，自顾自的和查理说着话。
查理说，他们这次回大陆已经快一个月了。在这期间，他们就回老房子那边看过两次。
第一次是他俩自己回去的，险些没有认出自家的房子。
衡山路，也就是当年的贝当路上的房子，以花园洋房居多，他家是为数不多的几栋独立别墅之一。别墅地上两层，地下也有一层，总建筑面积有六百多平方米。
别看他家别墅建筑面积不大，但占地面积可不少，足有两亩多地，临街的宽度有三十米，径深有五十米。
在他俩的记忆中，别墅是建在里面，临街那一面的三十米，是用几种不同种类的树和绿植，花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搭建的一道树墙。
除了大门，其他都是鲜活的植物，生机勃勃，趣味无穷。这是当年贝当路上出名的景观。
而他们现在看到的，是一座二层简易楼，取代了原先的树墙，小楼的窗户外，还挂着五颜六色的衣物。
走到后面，原先别墅院里的花坛、喷泉池和秋千架统统都不见了，几个简陋的大棚下，各种杂物乱七八糟的堆放着。
别墅内，宽敞的大厅里，昂贵的水晶灯没有了，大厅也被人为的分隔成几间，住着不同的家庭。
老人的咳嗽声，小孩的哭闹声，煤炉的烟气味儿，几家人同时做饭时，各种混合起来味道，原来整洁的墙面，也被烟熏火燎或小二涂鸦搞的不成样子。
查理太太实在不忍再看下去，拉着丈夫走了。回去后，她大病一场，休养了一周才好转起来。
她和丈夫做出决定，卖掉房子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查理拿着地契与房产证，找到房管局，要求政府归还自家财产。房管局的人一开始还打官腔，踢皮球，就是不肯给予解决。
最后，愤怒至极的查理，掏出了自己的护照，并扬言要找国外媒体，控诉他们侵占自家私人财产，并拒不解决问题。
房管局的人这才害怕起来，局长亲自出面，先安抚住查理，并立即向区里汇报。
区里知道后，非常重视，派来主管区长亲自处理此事，迅速将里面的住户安置好去处，并约好时间，组织人员和车辆，免费帮住户搬家。
特事特办之下，政府的工作效率极高。查理对此也表示满意，但后面涉及赔偿或补偿的事，又卡壳了。
查理习惯了枫叶国的法律，他认为有事实依据，申请国家赔偿是很容易的事，却不知道国内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。
像他家中仅仅一个二十年代的水晶大吊灯，最少也要几千美金，严重缺乏外汇的政府，又怎么能轻易开这样的口子呢？
要知道，类似查理这样的事，可不是偶然的例子。即便私下对查理做出点补偿，也不是一个副区长就能决定的。
好在查理夫妇并不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，他俩对国家还是有感情的。
他俩知道政府的顾虑后，主动提出，不要直接经济赔偿，而是由政府负担，拆除违建，并对别墅主体进行大规模修缮。
另外，就是允许他将房屋和地契进行交易。
对于他提出的第一个条件，政府完全接受。政府的建筑公司出人出料，干点这活没有问题。
只要不赔偿，政府怎么都好说。外汇肯定是没有的，赔人民币，先不说查理要不要，只怕没有领导肯开这个先例。
至于第二个条件，政府几个部门开会研究后，决定予以驳回，因为现在法律不允许进行房屋和地皮的私人交易。
不过，他们私下又给了查理一个解决方法：取代树墙的简易楼不拆了，可以按照查理的要求，进行加固和重新装修，免费送与查理。
由于地契、房契上，并没有这座楼，所以必须要重新登记，并编入房管局的档案中。
当然了，登记的时候，自然是谁出示房契、地契，就登记谁的名字，至于是不是查理和他太太，政府就不管了。
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查理在政府人员不断暗示下，才想明白了。此时，他把这当成笑话，说给孙大海听。
孙大海一听就知道了，他家西皇城根十八号，不也是这个套路嘛。由此可见，同一法律下，打擦边球的方法也是大同小异。
地方到了，汽车停了下来。
三人下了车，孙大海抬头就看到远处高耸的烟囱，他知道这里距离大中华橡胶厂，也就是后来的徐家汇公园不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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