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说王伯一眼就认出了郭绍，看到郭绍以后，王伯非常诧异，他没想到，以前那个在自己这里打铁混饭吃的年轻人，有一天居然混成了总理大臣。
其实几年之前，他就听说过郭绍这个名字，只是一直没把他跟在自己这里打铁的那个年轻人想到一起，当初王伯还以为是重名，不想那个郭绍就是他认识的这个郭绍。
王伯赶忙请郭绍进去坐下，两人在炎热的工坊里寒暄起来。这搞得后面的李定国有点懵，他不知道郭绍今天带自己来这是干什么，难不成就是为了表演一波“衣锦还乡”吗？
等到闲话嘘的差不多了之后，郭绍终于是切入了正题：“王伯，我记得你以前会给一些达官贵人们订做兵器。”
王伯一听，以为郭绍是要来调查他私自给那些达官贵人定做武器的事情，急忙下跪求饶。
郭绍将他扶起：“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求你办事的。”
“办事？”王伯愣住了，郭绍都混成总理大臣了，还来求他一个打铁的老头子办什么事？
郭绍道：“记得几年前我在这儿做工的时候，您给我展示过一幅您设计的火铳图纸，那份图还在吗？”
“火铳图纸？”王伯像是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郭绍说的是什么。
郭绍只好提醒道：“就是你之前设计的那个，有三根枪管的火铳，你说威力很大的那一款。”
王伯被这一提醒也终于是恍然大悟，“我想起来了，老夫当年确实给大人看过那份图。”
郭绍喜道：“图在哪里？”
王伯道：“那幅图早没了，又没人定做，老朽就把图给烧了！”
烧了！郭绍闻言差点吐血。那幅图上面设计的火铳，在郭绍看来很有操作性，它的设计比当前这个时代大部分的火器都要前卫，比如说上面装了三根枪管，能轮流射击，而且射击的弹药，也被换成了钢珠，这种火枪的威力极大，起码比当前这些只能用来打鸟的鸟枪要强太多了。
郭绍当初看的时候，就意识到这种火铳如果被设计出来，能给大明军队带来质的飞跃。但遗憾的是，当初郭绍人微言轻，就算意识到王伯设计的那把火铳是好东西，也没办法把他送到皇帝面前。
现在郭绍终于有机会了，本想让王伯再把这份火铳图纸拿出来给他看看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把图烧了！
郭绍很后悔，自己应该早点来找王伯，买下他手上那份图纸的。
顺便多提一句，实际上明朝对火器的使用，要远比满清深刻许多。
葡萄牙船和荷兰船接着远航至日本长崎，历来长于对外学习的倭人立即购买了火枪、火炮，随后大力仿造，16世纪的日本内战中便出现了号称10万之众的火枪队，倭寇对华进犯时也拥有了火器优势。1548年明军在抗倭时缴获了日本的“铁炮”（日语“枪”之意），戚继光等将领认为应学习仿制，不久便制造出单兵射击可用的“鸟铳”，其具备了近代步枪的早期特点，性能同西方和日本的装备已相差不多。1592年至1598年明军进行的“抗日援朝”战争以驱逐日军获胜，后来南明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能击败当年世界上最强的荷兰海军，除依靠数量优势外，也是因武器还基本处于同一代水平。
不过此时的中国武器制造业因缺乏科学思想指导，对外来兵器的先进性还停留在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的阶段，只是出于战场需求的感性认识去购买或仿造。明朝的“海禁”政策并不严，曾大量购买“佛郎机铳”这种16世纪欧洲最流行的轻型火炮，后来又购买重达几吨的荷兰产的“红夷”大炮（后又称“红衣大炮”）。葡萄牙针对这一需求，在澳门一度建立了远东最着名的铸炮基地，明朝最多时一次就购买了80多门大炮。1626年明军将领袁崇焕在抗击后金军进攻宁远（今辽宁兴城）时，主要就依靠11门红衣大炮将对方击退，努尔哈赤也为炮火所伤，遭遇了其起兵后最大一次败绩。
明军在实战中感受到外国火器的威力，也有了仿造积极性。至崇祯三年即1630 年，明朝仿制出的大中小型红衣大炮达400 余门，还改进制造出迅雷铳（装五根枪管的火绳枪，枪管轮流发射）、连子铳（原始连发枪）和翼虎铳（装三根枪管的短射程轻便火绳枪）等。明末一些精锐军队中火器手的比例已高达60%，这表明明军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。李自成攻破北京时，崇祯皇帝带着一小队太监想突围，手里拿着的也是三眼铳（装三根枪管的火绳枪），只是因出不了城门才被迫返回景山上了吊。
尽管明朝对火器有着足够的重视，但是因为明朝内部的腐败以及内斗，使得明朝的火器发展到了后面，几乎停滞不前。
哪怕郭绍穿越后，不断大力的发展大明火器的研制，然而新型火器的研发，一直都是停滞不前的。
原历史上明朝有个牛人叫徐光启，曾设计过许多前卫的火器，但是这个牛人因为郭绍的穿越，导致他死于一场意外。
那场意外，徐光启实际上是当了郭绍的替死鬼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的死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(关于这个意外之后会交代)
言归正传，郭绍在听到图纸被烧毁以后，心痛万分。
不过这个时候王伯又开口了：“都督，虽然老朽把之前那封图纸烧了，不过老朽这里，有份更新的图纸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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